筆記：工作、消費主義和新窮人

這是歷史上第一次，人們優先考慮「能做什麼」，而非「需要做什麼」。

自17世紀末以來，人們談論「自然」（造物主塑造的所有事物，即那些既存的、未經人類理性和技能雕刻的事物）時，總是充斥著攻擊性的概念和隱喻。比如弗朗西斯·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就根本沒給人們留下任何想象空間：「自然應該被征服，並盡可能為人類的利益和便利服務，這遠比棄之不顧好得多。

很難訓練人們「放棄他們散漫的工作習慣，全心投入複雜機器一成不變的規律生產中」。只有在人的照料下這些複雜的機器才能高效運行，但這些鄉下人不願意每天花費十幾個小時被關在工廠裡照看機器。

這種拒絕進步的抵抗經常被用來證明窮人的懶散，以及強硬、嚴格、不留情面的工廠紀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。讓窮人和「不思進取」的人工作，不僅是一項經濟任務，更是一項道德任務。

有產者重新成為無產者父親般的監護人……並非消滅貧窮——這似乎很難成為目的——而是消滅那些卑劣的惡習，消滅極端貧窮和肉體苦難。

它代表了工作倫理所反對的、道德上可恥的、應該被譴責的那種傾向：滿足於當下和已經擁有的東西，不願意付出任何額外的努力去獲取更好的生活（事實上，是屈服於一個粗暴、殘酷、令人厭惡、不可思議的外部制度）。

工作倫理主張：無論生活多麼悲慘，只要它是由勞動報酬支撐的，就具有道德優越性。

在工業化現代社會中，大部分男性的絕大多數可支配時間、成年後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工作中度過的。根據羅傑·蘇（Roger Sue）的計算，在1850年人們70%的可支配時間都處於工作狀態。工作場所承載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。在這裡，人們接受訓練，培養服從規範、遵守紀律的行為習慣，形成自己的「社會性格」（至少是那些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社會性格）。除大規模徵兵（現代另一項偉大發明）外，工廠是現代社會最主要的「圓形監獄」。

政府的強制力（coercive powers）主要用於實現資本和勞動力的「商品化」。換句話說，用於實現財富作為資本（即用於生產更多的財富）的潛力，以及社會成員作為「增值」（value-adding）勞動力的潛力。

工作倫理要求人們選擇一種獻身於勞動的生活，但這也就意味著沒有選擇、無法選擇和禁止選擇。

就像選擇自由和行動自由一樣，工作的美學價值成為消費者社會的一個有力的層級化因素。訣竅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時間以騰出更多的休閒空間，而是相反，完全抹去工作與興趣、愛好、娛樂之間的界限，把工作本身變成最令人愉悅的娛樂。

然而，明星收穫的東西多麼令人贊嘆，他們失去的東西就多麼令人膽寒。代價之一是這種榮耀過於短暫，明星從不知名處躍入蒼穹，最終又回到不知名處銷聲匿跡。難怪運動員是使命倫理劇的最佳演員：這種成就必然短暫，如青春一般稍縱即逝。他們生動地展示了「以工作為使命」是一種自我毀滅、快速消亡的生活。使命可能多種多樣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它不是——無論如何在這個劇本中不是——一個貫穿一生的命題。使命只是生活的一個插曲，就像那些後現代的體驗收集者收集的任何一種體驗一樣。

現在雇主們不再需要國家來幫他們管理後備勞動力，多餘的勞動力可能永遠不會再成為商品。不是因為有質量缺陷，而是因為需求消失了。本地勞動力市場可能還會出現臨時的、偶爾的、「靈活的」（即不是「極端定型的」或「深度訓練」的）勞動力需求，但不再需要那些福利國家黃金時代培養出的受過良好教育、強健、自信的勞動力。

除了裝睡的人，大家都清楚，所有的創造都是創造性的破壞。所有的創造都會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殘渣——「合理化」的廢棄物。合理化就是分離合理化對象中有用的（無論如何定義與衡量「有用」）部分和「無用」（過剩）的部分，並對後者進行清理。

任何秩序都在不顧一切地把一致性、規律性和可預測性強加給人類世界，但人類傾向於多樣化、反復無常、不可預測。

渴望把人類世界變成一個無機的世界，在那裡一切都完美運行，按部就班，服從於一個超越個體的系統。然而，嚮往秩序就是嚮往死亡，因為生命本身就是不斷破壞秩序的過程。或者換句話說：對秩序的渴望是一種堂皇的托辭，是強烈厭世的藉口。

人類是「一種能夠創造其他事物的存在，是變化的源泉，因此他們也不斷改變自身。」

學識淵博的經濟學家忙不迭地立即證明，當工資保持在低水平的時候，「窮人會做更多的工作，實際上生活得更好」，而他們領取高工資時，他們就迷失於無所事事和聚眾鬧事。